当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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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侯俊军, 丁琪琪, 岳有福, 叶家柏
    2025, 48(12):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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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博弈,标准先行。在全球经贸规则重塑之际,标准协调作为影响双边贸易利得、实现互利共赢的关键,其重要性愈发凸显。本文基于美国西北大学Searle中心1995-2018年全球标准协调数据,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探究了全球主要国家标准协调对双边贸易国乃至第三国贸易利得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协调的深化有助于促进贸易互利共赢,表现为双边国家贸易利得稳步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标准协调在中等技术行业、双边国家发展程度不同、标准治理体系有差异以及未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条件下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标准协调主要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深化分工水平和促进知识跨境流动渠道实现双边贸易的互利共赢。此外,双边标准协调对贸易利得的影响存在更广泛第三国受惠效应。本文拓展了标准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为实现标准相通相容、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提升开放经济质效提供了标准领域的经验证据。
  • 沈国兵, 沈彬朝
    2025, 48(12): 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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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外部经济不确定性风险上升的形势下,保持全球产供链路径畅通变得愈发重要。不同于传统的供需端“二分”分析,本文构建一种测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路径的指标,采用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我国全球产供链路径分布的特征,并基于一般均衡模型量化分析了共建“一带一路”对产供链互联互通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的单边“广义内循环”对海外路径依赖较小;中美间全球产供链的中间路径集中分布于两国周边;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等更倾向成为中国多边产供链的重要中间路径,而美国和日本更倾向成为下游终点和上游起点。产供链路径测度指标能揭示路径中断造成的供应链增加值贸易损失,也能揭示产供链终点需求冲击和起点供给冲击通过中间路径传导的福利效应。此外,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间路径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地区间的产供链联系,可缓冲美国“脱钩”风险带来的中美间产供链关联水平下降。
  • 张亮, 邱斌, 符大海, 周上尧
    2025, 48(12): 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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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产业链配置原则由效率优先向安全与效率并重转变,如何提高产业链的安全性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的重要挑战。本文基于家庭部门的人力资本决策和企业层面的生产决策构建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人力资本对国内产业链安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产业链长度延伸的重要驱动力,主要通过促进产业链整体向上游环节延伸来实现;人力资本赋能上下游其他企业国内产业链长度的扩张,有效提升了产业链整体安全性;技术进步是提升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机制,具体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共同实现的。本文从人力资本角度为我国构建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 马述忠, 陈逸凡, 吴鹏
    2025, 48(12): 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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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服务税是遏制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为的单边措施,重塑了全球数字服务产业的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开展数字型跨境并购带来了机遇。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东道国实施数字服务税对中国企业数字型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税的实施显著削弱了大型互联网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盈利能力,促进了东道国数字服务市场的发展,增强了其对于中国企业数字型跨境并购的吸引力。上述效应在税率更高、税基以东道国收入为基础的样本中更显著,且数字部门企业以及具有合作并购经验的企业更能把握数字服务税带来的市场机会。这一过程优化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布局,显著提升了其在东道国的收入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国际税收征管的相关理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引导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参考。
  • 陈朴, 王睿贤, 刘元春
    2025, 48(12): 11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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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资本流动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重新审视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型资本流动的增长效应。典型事实分析表明:私人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公共债务资本流入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且在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中更显著。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构建包含内生增长与双向技术溢出机制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积累外部资产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可贸易品部门扩张和生产率增长;发达国家吸收公共债务资本导致其生产要素向非贸易品部门转移,抑制生产率增长,但其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部分抵消上述负面作用。反事实分析表明,美国加强对外投资管制将放缓其生产率增长,而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升外资利用效率。
  • 周博, 梁蕴佳
    2025, 48(12): 15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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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基础设施作为我国数据基础设施制度建设的一部分,是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征信系统这一金融基础设施为例,基于拍拍贷金融科技平台2015-2016年发生的285 603笔日度信贷交易数据,利用该平台于2015年4月27日开通征信认证(即允许借款人向平台提供央行信用报告)的外生冲击构造断点回归,考察征信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平台开通征信认证显著缓解了借贷行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进一步使该平台的借款利率下降了0.59个百分点,同时借款金额提高了15.24%,从而促进了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福利分析发现,征信数据要素可得性增加使社会福利水平提升了0.0927%,并实现了价值1614万元的福利改进。本研究为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以及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 张景静, 胡金焱
    2025, 48(12): 17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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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绿色发展的精准度,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多方法交叉验证识别的金融科技专利及2013-2023年的银企匹配数据,从环境信息粉饰行为层面,探究了银行金融科技提升环境信息质量、赋能绿色治理的作用逻辑。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通过使“真绿”企业获得信贷倾斜的信息甄别机制和使环境信息粉饰企业面临信贷减少、续贷受阻的信贷惩罚机制,遏制了环境信息粉饰行为,表现为实质环境信息保持稳定的同时减少环境文本量,发挥了信息“提质”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效应在金融科技公司数量较少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拓展讨论显示,同行粉饰环境信息削弱了企业的信贷获取和绿色创新,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本文结论表明,金融科技通过信贷分配重塑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为激励,这对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 胡海峰, 窦斌, 赵加良, 张玮艺
    2025, 48(12): 20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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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化浪潮下,辨识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质性技术跃迁还是策略性逢迎,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不一致的特征,构建数字化迎合程度指标,以检验其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迎合通过削减长期投资,加重运营负担,助长违规行为,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滑,是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表征。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数字化转型难度的增大会加剧企业数字化迎合的负面影响。此外,企业数字化迎合还将抬高市场估值,扰乱市场运行效率,累积股价崩盘隐患,对资本市场稳定造成潜在冲击。上述发现揭示出数字化迎合的机会主义本质,拓展了企业迎合理论,也为识别企业逢迎策略和防范转型风险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