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数字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对抢占新一轮科技竞争制高点意义重大,而如何推进科技金融发展、深度赋能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所在。本文研究发现,银行设立科技支行显著提高了当地“专精特新”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破能力,且该效应主要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供给、优化信贷期限结构以及提高风险容忍程度3个渠道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而提高其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此外,“专精特新”企业能在科技支行的助力下稳步提升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质量,既能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深化突破,形成集约边际,又能实现从无到有的技术跃迁,扩展广延边际。本文为进一步释放科技金融创新红利、实现关键数字技术自主可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能否规避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下的污染跨境转移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议题。本文考察了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进入绿色工厂名单能显著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且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在进入绿色工厂名单后,获得的政府补助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国家级绿色示范工厂”称号的信号效应降低了东道国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向环境监管程度高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绿色制造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绿地投资和高污染行业的绿地投资促进作用更明显。通过提高符合环境标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降低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可能性。本文为中国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在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背景下,研究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任务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任务性质与职业替代概率的关系,分析工业机器人冲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基于职业信息网,本文将中国所有职业细分为161种任务组合,使用随机森林方法估计各职业的替代概率。此外,结合中国人口普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还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高替代性职业大多是手工任务密集职业,受自动化影响的净效应为负,主要受替代效应和组成效应的影响;低替代性职业大多是认知任务密集职业,受自动化影响的净效应为正,主要受回补效应、生产率效应及组成效应的影响。城市就业整体向更难替代,包含更多认知任务的方向转型。本文揭示了工业机器人对职业和城市就业结构的影响,为针对不同职业设计的就业政策提供了微观基础。

本文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出发,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生产决策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并购意愿,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交易成本效应更加显著,因此企业将生产和交易更多转向市场,“阻止”企业规模的外移,印证了科斯等人关于交易成本与一体化的论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在资本密集型企业、竞争程度低的行业、高科技产业聚集地区更加显著,且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启示数字化减少了企业对并购活动的需求和依赖,实现了与外部合作伙伴更广泛地互动和资源共享。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当前中国绿色创新潜力尚未得到完全激发,重要原因之一与“漂绿”导致的市场失灵有关。本文基于2006-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了全新的漂绿变量,并基于此系统研究了同行漂绿对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同行漂绿程度越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被挤出的越多。机制研究表明：在产品市场上同行漂绿削弱了企业的市场势力,增加了其营销难度,降低了其盈利能力;在资金市场上同行漂绿削弱了企业融资能力,减少了其获得环保补贴的规模,增加了其总体融资约束。两种机制最终削弱了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风险承担意愿和资源投入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同行漂绿显著破坏了市场正常竞争秩序,但在逆向选择问题不严重的市场中挤出效应较不显著。本文丰富了负外部性视角下漂绿的经济后果研究,为促进绿色生产力形成提供了参考。

本文从转型金融的视角,以污染企业首次申领到排污许可证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了政府（排污许可监管）、银行（绿色金融创新）和企业（信贷融资）的联动框架,探究排污许可政策能否缓解污染企业信贷融资约束。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分析结果表明,排污许可政策的实施缓解了污染企业信贷融资难题。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通过排污许可监管,发挥了政策的数字环保监管作用和绿色企业筛选作用,有效降低了借款企业的逆向选择和“漂绿”风险;此外,实施排污许可政策能够促进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高污染企业而言,排污许可政策的信贷融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企业会通过增加债券融资、获取商业信用和强化市场预期来弥补资金缺口。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只有为高污染企业提供必要且稳定的资金支持,才能真正推动高污染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本文的研究为探索转型金融在中国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各地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吸引优秀人才,但其效果缺乏全面评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及与之匹配的城市层面政策数据,本文考察了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结论显示,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增加了家庭的孩均校外教育支出,但对校内教育支出无显著影响,这一效应源于教育收益率、高质量就业机会和就业福利三种渠道,且存在学段、资源约束和政策特征的异质性。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人才强国战略下中国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也为人才政策的优化调整和中国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有效遏制企业环境信息粉饰是完善社会责任治理架构、夯实现代环境治理实践的内在要求。本文基于2017-2023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以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创新应用试点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对企业环境信息粉饰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智慧监测能够抑制企业环境信息粉饰。其内在机制包括环保投资与绿色创新增加,以及环境战略信息披露降低和实质性环境信息披露增加。基础监测设施完善、公众环境监督加强与数据算力资源支持是智慧监测抑制企业环境信息粉饰的重要支撑。此外,智慧监测能够突破传统监测的监管与治理瓶颈,遏制企业市场驱动的环境信息粉饰动机,但仍难以约束企业出于融资目的的粉饰行为,完善环境司法、发展绿色金融和统一环境评级能够补充强化智慧监测的治理环境信息粉饰行为。本文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中国环境领域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问题,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转型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宏观数据,探究个体毕业当年的经济增速对其未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平均意义上,毕业当年的经济增速对个体未来的工资收入和就业概率有正向影响,个体毕业时所在省份的GDP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未来工资收入提高4.7个百分点,就业率提高0.41个百分点;第二,毕业时经济增速对个体产生作用的机制,主要来自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普遍增加,而非个体就业类型或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三,毕业时经济增速的影响随着个体毕业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并不会对个人长期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文的结论为理解宏观经济波动与个体生命周期收入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动能的同时,也悄然助长了数字鸿沟与权力失衡,从而引发新的治理风险。本文在数字技术应用具有“双刃剑”效应的分析框架之下,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制定这一重要治理实践的影响,发现了治理风险效应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高管薪酬契约呈现出“重奖轻罚”的非对称性特征,表现为高管因企业业绩差而降薪的程度减小。这是因为,数字化转型增加了企业内外的信息落差并促使企业控制权向智力资本转移,导致股东难以辨别企业经营不善的原因,同时高管可凭借更多的话语权为自己卸责,避免受到薪酬惩罚,使得高管薪酬与业绩“脱钩”。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后期,最终会以损害企业未来发展为代价。

本文将城市内通勤成本引入技能互补性生产方程,建立城市通勤与企业生产决策及其出口绩效之间的理论联系,考察了通勤成本与行业技能互补性影响城市出口比较优势的理论机理。基于此,本文将城市地铁开通作为通勤成本下降的代理变量,利用城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才会开通地铁这一制度设计,采用断点回归模型经验检验了通勤成本与行业技能互补性对城市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内劳动力通勤成本下降使高技能互补性行业出口更多,更具比较优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地铁开通通过降低劳动力通勤成本,增加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技能多样性,从而提升企业生产率和出口绩效。本文从城市内劳动力通勤成本视角探究了城市出口比较优势的新来源,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政策启示。

科学测算和评估企业碳边际减排成本,能够为碳价格确定和碳排放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客观参考。本文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二次型函数形式对方向距离函数进行参数化设定,测算了企业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将其作为企业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近似。测算结果表明,样本期中国制造业企业平均碳边际减排成本由2011年1850.660元/吨上升到2016年2030.059元/吨,涨幅约为9.694%。在此基础上,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抬高了碳边际减排成本。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压缩企业减碳空间、促进企业绿色低碳技术进步而抬高了碳边际减排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低生产率企业、污染行业企业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抬高作用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表明,产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同样会抬高企业碳边际减排成本,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还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且上游数字化转型的溢出作用更强。本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数字化转型在全国碳市场建设中的作用,为进一步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新证据。

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务微信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本文从不完全信息理论视角出发,基于超过30万条政务微信大数据,在采用文本分析法对所有内容进行分析和关键词提取的基础上,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务微信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政务微信能够显著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县级政府开通政务微信后,城乡收入差距平均降低约2.81%。上述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小、宗族文化较薄弱和农户占比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政务微信通过提高政府信息搜集能力,有效增强了县级政府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需求偏好的回应;另一方面,政务微信通过公开政策信息和强化政民互动促进农民创业和非农就业。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政府建设内涵和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文献,也为进一步通过完善数字政府建设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提供了理论和政策设计依据。

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持续演变,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网络关系。本文利用WTO深层协定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分析了FTA网络关系对FTA深化的影响,并探讨中国全球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构建策略。研究发现,FTA网络关系能较好地解释两国FTA深化动因。FTA交叉网络效应反映了国家间的共同联系和合作基础,自主网络效应揭示了国家在全球网络中的战略位置与整体影响力。网络中心性越小的两国,邻居相似度对FTA深化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在条款类型方面,FTA网络关系对贸易深度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及WTO+领域的FTA深化解释力更强;在垂直深化方面,环境条款和创新条款的邻居相似度对FTA深化促进效应更强。基于全球样本分析基础上,中国情景下的FTA网络邻居相似度具有更强解释力,自贸区网络“提质”较“扩围”具有更高战略意义。

灵活有韧性的国内供应关系调整对中国企业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具有关键作用。本文基于国际需求冲击,考察了外需冲击如何通过国内生产网络的链式传导最终影响企业供应关系调整。我们通过合并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关系与海关数据库数据,研究发现,需求冲击不仅驱使企业调整供应关系、劳动力技术及供应商地理布局,还通过生产网络的局部冲击传导机制带动了供应商质量与企业产出质量的协同调整。生产网络中的需求冲击传导存在显著衰减效应,全局需求冲击的影响弱于13步内的局部需求冲击,而后者又弱于6步内的局部需求冲击。此外,在双循环格局下国内需求变动与国际需求冲击对供应关系调整产生了显著的叠加效应,内需增长能有效平抑外需波动。本研究为客观理解企业在需求不确定性环境中调整供应关系,塑造供应链韧性提供了有益借鉴。

深入推进主要流域保护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的政策背景,验证了新时代长江流域治理在推进地区生态改善方面的成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地区间差异化的生态治理路径及其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江流域治理显著改善了地区水质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江上下游地区的生态治理路径各有侧重：长江下游地区主要通过绿色创新实现减排技术升级;而长江上游地区以抑制高污染工业企业进入、发展生态经济产业为主。在产业结构转型的总体结果上,长江下游地区的工业部门持续做优做强;而长江上游地区发生从二产到三产的转型。在经济可持续性方面,长江上游与下游地区殊途同归,生态治理的实施均改善了当地的财政绩效。长江流域治理在上下游的差异化路径取向与相应的经济成效,有助于理解美丽中国建设如何因地制宜,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

财政金融协同为持续紧平衡的财政运行态势下化解财政困难和提高财政资金质效提供了新思路。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作为首个财政部对于金融机构的补贴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理念在政策实践中的重要尝试。本文构建了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数据库,首次研究财政金融协同下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对区县层面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到政策影响的地区创业活跃度显著上升,打破了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业务壁垒,并形成长效机制,其内在逻辑是地区银行业竞争度和信贷可得性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影响在政策效应持续增强、经济水平和金融水平更高的地区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和政策启示。

破除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壁垒是破解中国区域发展失衡难题、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核心突破口。本文将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作为准实验,采用地理断点回归方法,探讨区位导向型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选址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这项区位导向型政策实施后,西部地区吸引企业进行的跨地区经营活动相较于邻近的非西部地区显著增加。本文还进一步验证,优惠税率带来的“政策租”是驱动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主要动力,尤其是非西部地区的民营总公司、融资约束压力大的总公司,追逐“政策租”的动机更强,是在西部地区开展跨地区经营活动的主力军。然而,与地方优势产业深度关联的“集聚租”尚未在企业跨地区经营中显现效力,未来需要进一步激发“政策租”对“集聚租”的撬动和引导作用,加速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

在数字化浪潮下,辨识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质性技术跃迁还是策略性逢迎,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不一致的特征,构建数字化迎合程度指标,以检验其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迎合通过削减长期投资,加重运营负担,助长违规行为,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滑,是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表征。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数字化转型难度的增大会加剧企业数字化迎合的负面影响。此外,企业数字化迎合还将抬高市场估值,扰乱市场运行效率,累积股价崩盘隐患,对资本市场稳定造成潜在冲击。上述发现揭示出数字化迎合的机会主义本质,拓展了企业迎合理论,也为识别企业逢迎策略和防范转型风险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新发展阶段产业建设的核心需求。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返实”对提振实体投资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6年新增值税分成改革为研究背景,使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税收分成激励下地级市政府制造业发展导向对制造业企业脱虚返实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分成激励显著推进了制造业上市公司脱虚返实进程,表现为企业金融化水平的下降。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在分成激励下明显加强了对制造业发展的关注度,并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出让和税费优惠等途径为企业加强实体投资提供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在政府宏观导向下强化了长期利益导向,这有效约束了管理层基于自利目的进行的金融投机行为,并推动了制造业企业实体投资和实体业务规模的增长,是驱动企业脱虚返实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