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当前中国绿色创新潜力尚未得到完全激发,重要原因之一与“漂绿”导致的市场失灵有关。本文基于2006-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了全新的漂绿变量,并基于此系统研究了同行漂绿对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同行漂绿程度越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被挤出的越多。机制研究表明：在产品市场上同行漂绿削弱了企业的市场势力,增加了其营销难度,降低了其盈利能力;在资金市场上同行漂绿削弱了企业融资能力,减少了其获得环保补贴的规模,增加了其总体融资约束。两种机制最终削弱了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风险承担意愿和资源投入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同行漂绿显著破坏了市场正常竞争秩序,但在逆向选择问题不严重的市场中挤出效应较不显著。本文丰富了负外部性视角下漂绿的经济后果研究,为促进绿色生产力形成提供了参考。

实现数字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对抢占新一轮科技竞争制高点意义重大,而如何推进科技金融发展、深度赋能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所在。本文研究发现,银行设立科技支行显著提高了当地“专精特新”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破能力,且该效应主要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供给、优化信贷期限结构以及提高风险容忍程度3个渠道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而提高其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此外,“专精特新”企业能在科技支行的助力下稳步提升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质量,既能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深化突破,形成集约边际,又能实现从无到有的技术跃迁,扩展广延边际。本文为进一步释放科技金融创新红利、实现关键数字技术自主可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问题,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转型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宏观数据,探究个体毕业当年的经济增速对其未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平均意义上,毕业当年的经济增速对个体未来的工资收入和就业概率有正向影响,个体毕业时所在省份的GDP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未来工资收入提高4.7个百分点,就业率提高0.41个百分点;第二,毕业时经济增速对个体产生作用的机制,主要来自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普遍增加,而非个体就业类型或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三,毕业时经济增速的影响随着个体毕业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并不会对个人长期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文的结论为理解宏观经济波动与个体生命周期收入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在数字化浪潮下,辨识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质性技术跃迁还是策略性逢迎,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不一致的特征,构建数字化迎合程度指标,以检验其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迎合通过削减长期投资,加重运营负担,助长违规行为,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滑,是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表征。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数字化转型难度的增大会加剧企业数字化迎合的负面影响。此外,企业数字化迎合还将抬高市场估值,扰乱市场运行效率,累积股价崩盘隐患,对资本市场稳定造成潜在冲击。上述发现揭示出数字化迎合的机会主义本质,拓展了企业迎合理论,也为识别企业逢迎策略和防范转型风险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构建广泛联合的创新网络,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5-2022年工商企业的政府采购合同和发明专利数据,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联合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尝试深化对政策激励效应的理论认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联合创新,加速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分析显示,政府采购通过需求释放和信号效应发挥联合创新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与多类型主体的联合创新,且市场监管秩序能够增强政策效应。此外,政府采购对联合创新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质量、突破创新边界。本文提供了政府采购促进企业联合创新的微观证据,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政府采购政策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人工智能在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其应用数量及智能水平。如何测度人工智能水平是相关领域研究基础且关键的问题。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在不同基准测试中的表现及横向比较,改进了智能水平测度方法,构建了一种包含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应用指标。与目前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应用性比较的结果表明,与仅表征人工智能应用数量的测度方法和现有基于能力反映智能水平的测度方法相比,运用本文的测度方法不仅能更好地测度人工智能水平及其发展,还能进一步测度由于其多维智能不平衡发展而形成的对劳动者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细致地揭示人工智能对不同技能劳动者产生的收入结构效应,进而预估其发展的潜在影响,为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制定引导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政策提供学术支撑。

企业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对我国403万项授权发明专利文本全文的技术细节进行文本分析,以此评价专利的原创性与影响力,并基于此构建更加科学的企业创新质量指标,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例,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专精特新政策的实施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且在控制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专精特新政策通过3种作用机制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即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鼓励企业探索未知技术领域,以及促使企业专业化发展。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研发投入意愿较高、策略式创新行为较少的企业中,专精特新政策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以上发现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创新质量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对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本文基于2011-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融合FactSet Revere全球供应链数据库数据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象数据,考察极端天气冲击下贸易信贷在维系供应链稳定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受冲击企业会同时增加从上游获取的和向下游提供的贸易信贷,形成上下游信贷双向扩张,在供应链内部实现风险共担。贸易信贷调整受供应链关系特征与企业自身条件的共同影响：供应链联结价值越高、内部缓冲能力越弱,调整越显著;对供应商依赖度越高,企业从上游获取贸易信贷的能力越弱;对客户依赖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给下游提供贸易信贷。当企业及其供应商同时面临融资约束时,贸易信贷传导受阻,下游客户会优先寻找地域更分散、规模更大、财务更稳健的替代供应商,再退出原有合作,推动供应链重组。本文揭示了在极端天气冲击下贸易信贷双向传导的特征及约束条件,为理解金融摩擦与供应链韧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绿色发展的精准度,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多方法交叉验证识别的金融科技专利及2013-2023年的银企匹配数据,从环境信息粉饰行为层面,探究了银行金融科技提升环境信息质量、赋能绿色治理的作用逻辑。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通过使“真绿”企业获得信贷倾斜的信息甄别机制和使环境信息粉饰企业面临信贷减少、续贷受阻的信贷惩罚机制,遏制了环境信息粉饰行为,表现为实质环境信息保持稳定的同时减少环境文本量,发挥了信息“提质”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效应在金融科技公司数量较少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拓展讨论显示,同行粉饰环境信息削弱了企业的信贷获取和绿色创新,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本文结论表明,金融科技通过信贷分配重塑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为激励,这对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在数据要素深度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大国市场的海量数据优势,是培育对外贸易新动能的关键。本文利用手工收集整理的移动应用程序隐私政策文本信息,构建了刻画企业数据共享行为与相关特征的独特变量,进而基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客户数据与2007-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供应链企业间数据共享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供应商通过共享数据推动了客户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程,其作用机制在于数据共享能促进知识溢出、信息传递以及信用增强。拓展分析发现,供应商共享的数据要素能广泛融合其他生产要素、放大其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并且对中小微企业和缺乏数字化基础的企业具有更加突出的影响。本文为如何在开放共享中将数据要素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潜在价值最大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以外卖配送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正在重塑传统就业结构与劳动关系,研究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如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理论模型从技术进步、人岗适配等视角揭示了数字经济新业态影响就业的机制,并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与县区级外卖配送站点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新业态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就业概率与地区就业总量,对中青年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的影响尤为突出,具有就业包容性;新业态借助技术扩散降低了就业门槛,并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拓展社会网络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进而产生包容性就业效应;新业态还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提升就业质量。本研究为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促进更包容更充分的就业提供了政策启示。

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共享,对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堆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供应链地理布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打破地理距离约束,拓宽企业供应链分布范围。且该效应存在路径差异：通过增强企业数字技术渗透和信息获取能力,扩大企业供应商分布范围;通过优化地区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吸引更多远距离客户。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供应链依赖度更高和市场竞争水平更低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的作用更明显。此外,公共数据开放在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同时,降低了供应链交易成本,缓解了企业在开拓远距离业务时对成本和效率的顾虑。本文为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经济价值,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在当前外部经济不确定性风险上升的形势下,保持全球产供链路径畅通变得愈发重要。不同于传统的供需端“二分”分析,本文构建一种测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路径的指标,采用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我国全球产供链路径分布的特征,并基于一般均衡模型量化分析了共建“一带一路”对产供链互联互通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的单边“广义内循环”对海外路径依赖较小;中美间全球产供链的中间路径集中分布于两国周边;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等更倾向成为中国多边产供链的重要中间路径,而美国和日本更倾向成为下游终点和上游起点。产供链路径测度指标能揭示路径中断造成的供应链增加值贸易损失,也能揭示产供链终点需求冲击和起点供给冲击通过中间路径传导的福利效应。此外,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间路径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地区间的产供链联系,可缓冲美国“脱钩”风险带来的中美间产供链关联水平下降。

数字贸易规则不仅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还对嵌入数字服务的货物贸易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探索构建了从“人工智能专利”到“人工智能硬件产品”的识别方案,利用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库和我国人工智能企业调研数据等,创建了“人工智能硬件产品国际贸易追踪数据库”。然后,基于数字贸易规则生效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人工智能硬件产品出口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规则显著促进人工智能硬件产品出口,主要通过数据跨境流动效应、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效应、数字贸易成本降低效应以及标准国际协调效应4条路径实现。此外,数字贸易规则对人工智能硬件产品出口的促进效应因人工智能硬件产品类型、产业类别及数字贸易模板不同而不同。因此,数字贸易规则的完善和治理对人工智能硬件产品的出口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破解因集聚引发的拥挤效应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突出难题。本文围绕拥挤效应的典型代表交通拥堵展开,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基于高德地图的拥堵延时指数,采用合成控制法探究了数字化治堵的效果及机制。结果显示,城市大脑的实施使得杭州的高峰拥堵程度在两年内平均下降了约14.94%。不同于传统增加供给或者限制需求的治堵方式,城市大脑主要通过矫正交通资源在时空维度的错配实现治堵。城市大脑还产生了显著的环保溢出效果,PM_2.5、PM₁₀排放水平明显下降,空气质量整体改善约7.78%。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城市大脑建设产生的社会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投入。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通过数字化变革矫正资源错配是破解城市拥挤效应的有效方式,为加快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外贸出口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尤其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现实下,对我国出口的及时与前瞻性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与深度求索（DeepSeek）大语言模型,探究以研报文本为代表的非结构化数据对出口预测的增强作用。研究发现,基于高维结构化数据的机器学习模型在出口预测中表现优于传统时序方法,但其预测能力存在边界。在引入经DeepSeek处理的非结构化文本后,模型的预测精度有显著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大语言模型能从分析师文本中提取隐含的经验性信息,捕捉宏观指标难以反映的前瞻信号,这是非结构化数据提高预测能力的关键。相较常用的情感词典方法,大语言模型在处理长文本时兼具信息密度与情绪识别优势,更能挖掘潜在情绪变化。本研究的预测范式展现出了较强的泛化能力与推广价值,可为政府部门科学研判外贸形势、提升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提供有益参考。

高校通过制度创新设立异地地方研究院,有助于打破高校与企业在空间分布与科研需求上的错配,打通知识生产主体与企业创新主体间的知识循环,是推进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基于2000-2019年我国高校与异地企业合作申请的发明专利数据和地方研究院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高校到异地设立地方研究院能够显著降低地理距离阻隔,增加异地校企合作发明专利申请量,实现跨区域创新溢出;省外异地研究院与理工类高校所设地方研究院的溢出效应更显著;高校的创新溢出效应同时得益于与原有和新增伙伴合作发明专利的增加,在此基础上高校将进一步增加对异地企业的投资金额;高校与异地城市技术领域具有中等相似度更有利于实现跨区域创新溢出。

规则博弈,标准先行。在全球经贸规则重塑之际,标准协调作为影响双边贸易利得、实现互利共赢的关键,其重要性愈发凸显。本文基于美国西北大学Searle中心1995-2018年全球标准协调数据,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探究了全球主要国家标准协调对双边贸易国乃至第三国贸易利得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协调的深化有助于促进贸易互利共赢,表现为双边国家贸易利得稳步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标准协调在中等技术行业、双边国家发展程度不同、标准治理体系有差异以及未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条件下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标准协调主要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深化分工水平和促进知识跨境流动渠道实现双边贸易的互利共赢。此外,双边标准协调对贸易利得的影响存在更广泛第三国受惠效应。本文拓展了标准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为实现标准相通相容、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提升开放经济质效提供了标准领域的经验证据。

数字服务税是遏制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为的单边措施,重塑了全球数字服务产业的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开展数字型跨境并购带来了机遇。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东道国实施数字服务税对中国企业数字型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税的实施显著削弱了大型互联网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盈利能力,促进了东道国数字服务市场的发展,增强了其对于中国企业数字型跨境并购的吸引力。上述效应在税率更高、税基以东道国收入为基础的样本中更显著,且数字部门企业以及具有合作并购经验的企业更能把握数字服务税带来的市场机会。这一过程优化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布局,显著提升了其在东道国的收入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国际税收征管的相关理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引导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参考。

金融科技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支持企业“出海”的重要支撑。本文利用大语言模型识别中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专利,依托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网络构造2013-2023年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银行金融科技创新水平,结合FactSet Revere全球供应链数据,考察银行金融科技创新对企业跨国供应链拓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创新显著增加企业国际客户合同数量,促进国际客户网络拓展,但对国际供应商网络的作用相对有限,其主要推动了企业跨国供应链向下游延伸,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中小规模、无通道业务,以及地区金融监管环境相对严格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银行金融科技创新通过信息识别、个性化信贷配置及风险承担机制,促进企业开展国际客户合作。本文从跨国供应链视角丰富了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和支持企业“出海”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