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是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的核心模块,供应链生产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结合,为难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提供了间接数字化转型的机遇,进而对企业出口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企业供应链数据,对供应链上企业间接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表明,间接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的出口规模,改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机制检验显示,搜寻匹配改善效应、供应链效率提升效应、知识创新促进效应是间接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出口增长的重要渠道。拓展分析表明,供应链技术溢出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链内链外传递现象,由此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本文研究意味着,深化供应链生产模式是借助国内生产内循环促进对外贸易外循环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

本文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了气候物理冲击对于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认为其主要通过阻碍经营发展能力和资产价值无序重估提升企业的违约风险。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检验了气候物理冲击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气候物理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违约风险,与理论分析相一致,机制检验发现气候物理冲击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本市场估值两个渠道提升了企业违约风险。随着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气候物理冲击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会被削弱。同时气候物理风险在转型风险较大和绿色发展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更为严峻。随着气候物理冲击提升企业的违约风险,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受到显著的抑制,融资约束提升。企业违约风险的提升也是气候物理冲击提升银行风险的传导渠道。

数字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本文利用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非国有企业、国际贸易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主要影响制造业、高技术行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非省会城市、沿海城市和“新基建”发达城市政策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提升效应、环境激励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被列入国务院“最佳实践案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明显,“扩大对外开放”的案例作用效果最大。本研究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参考与借鉴。

企业上云为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提供基础支撑平台,推动了创新知识生产、储存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已成为实现数据生产要素化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Pyhton搜索结合手工整理方式收集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上云信息,并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企业上云对其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上云能显著增加其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机制分析表明,其一,知识积累效应促进数据要素转化为创新知识,进而驱动创新;其二,迭代创新效应重构创新试错实验过程,加速创新知识的更迭创造;其三,研发分权效应提高研发决策权和创新知识的匹配度,从而激励创新。进一步发现,企业上云促使创新结构向高质量演进,扩大了创新的组织边界和技术边界,并强化了专利产出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本文研究为深入推进“上云用数赋智”战略、建设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旨在探讨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能否缩小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距。首先,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性别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时间配置以及数字要素在消费和生产中的作用,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差距的理论模型。接着,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宽带中国”政策,利用异质性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缩小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距。微观机制是数字基础设施缩小了人力资本和市场劳动参与的性别差距;宏观环境机制是促进了教育培训数字化,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并且促进了性别角色观念的进步。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使得女性就业机会有更多增加,但并未显著优化女性的就业质量。这意味着政府需要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女性获得更高水平的地位提升。

本文评估政府进行数字治理改革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相比于未实施政府数字治理地区的企业,地方政府实施数字治理明显提升了辖区企业的投资效率,该影响在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政务服务效率较低以及数字治理政策实施力度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且对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作用机制在于,政府数字治理一方面能够提高政府协同治理能力,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数字治理提高了政府政策透明度,表现为企业持更乐观的市场预期。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效率提升的方向主要表现为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与政府数字治理产生协同作用,且数字技术应用的协同效应更明显。

进口的跨国创新溢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将技术创新网络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引入对进口作为技术跨国流动的载体和渠道的刻画,构建了一个专利技术领域层面包含进口规模、进口来源地技术水平以及技术领域间的知识投入-产出关系3个要素的“进口内含的中间技术”变量,从而以技术领域为基本分析单位为中国进口的跨国创新溢出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和更新视角的考察。研究表明,“进口内含的中间技术”显著提升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表现,并且显著促进了中国专利的跨国后向引用,这从技术跨国流动与吸收的角度验证了“进口内含的中间技术”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本文研究为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贡献了来自中国的新发现和新证据。

在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背景下,研究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任务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任务性质与职业替代概率的关系,分析工业机器人冲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基于职业信息网,本文将中国所有职业细分为161种任务组合,使用随机森林方法估计各职业的替代概率。此外,结合中国人口普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还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高替代性职业大多是手工任务密集职业,受自动化影响的净效应为负,主要受替代效应和组成效应的影响;低替代性职业大多是认知任务密集职业,受自动化影响的净效应为正,主要受回补效应、生产率效应及组成效应的影响。城市就业整体向更难替代,包含更多认知任务的方向转型。本文揭示了工业机器人对职业和城市就业结构的影响,为针对不同职业设计的就业政策提供了微观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与一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本文基于2007-2019年的跨国数据,结合双边合作文件信息,评估了这两个阶段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便增加了对沿线各国的援助,彰显了大国担当;当中国与一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后,中国会增加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共赢。进一步,“一带一路”强合作共识会显著提升中国对一国的直接投资,弱合作共识则无此效果。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达成合作共识都对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加强营商环境和人文交流方面,则是“一带一路”合作共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研究将机器学习引入资本市场监管,优化会计舞弊治理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使用1998-2021年会计舞弊数据,采用8种主流机器学习模型,从非遴选因子视角评估机器学习遏制会计舞弊的优势和潜力。研究发现,使用机器学习预测会计舞弊,并不依赖事前因子遴选,预测效果超过了事前遴选会计指标的各种组合,预测指标AUC平均提升12.22%。分析表明这与事前遴选指标更容易受到市场针对性的规避行为有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机器学习优化中国资本市场“双随机、一公开”抽检政策的潜力,认为引入机器学习能够大幅提高会计舞弊检出数量,降低重大舞弊案例的发现阈值,缩短会计舞弊的处罚时滞,从而遏制会计舞弊的扩张。

本文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出发,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生产决策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并购意愿,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交易成本效应更加显著,因此企业将生产和交易更多转向市场,“阻止”企业规模的外移,印证了科斯等人关于交易成本与一体化的论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在资本密集型企业、竞争程度低的行业、高科技产业聚集地区更加显著,且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启示数字化减少了企业对并购活动的需求和依赖,实现了与外部合作伙伴更广泛地互动和资源共享。

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能否规避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下的污染跨境转移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议题。本文考察了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进入绿色工厂名单能显著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且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在进入绿色工厂名单后,获得的政府补助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国家级绿色示范工厂”称号的信号效应降低了东道国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向环境监管程度高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绿色制造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绿地投资和高污染行业的绿地投资促进作用更明显。通过提高符合环境标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降低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可能性。本文为中国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将空气污染和企业进入纳入统一理论框架,论证空气污染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机制,并综合县域、县域-行业和企业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运用断点回归法和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明显削弱了企业进入的积极性,这种弱化效应对经济发展水平低、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地区以及服务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显示,空气污染对企业进入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劳动力供给多维变化、企业面临潜在风险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导致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空气污染对企业进入的负面影响具有长期性,推进空气污染治理是统筹推进环境保护与企业进入的有效举措。本文对空气污染及其治理对于企业选址行为多维复杂影响形成了完整的“理论+经验分析+策略”组合分析框架。

“全球南方”主权债务的新特征是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双边官方债权人,且对外援助被认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基于政府负债行为理性假设,建立外部援助影响受援国主权债务变化的理论模型,并选取98个南方国家2000-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援助与南方国家主权债务变化间呈现先增加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关键机制是受援国政府的时间偏好与跨期约束。此外,南方国家的财政偏好与治理能力也会影响上述倒U型关系。本文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南方”主权债务关系,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测度了以最终品关税度量的进口竞争,并以词典法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验证全球竞争加剧是否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在全球开放背景下进口竞争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口竞争主要是通过增加海外高管数量和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层决策渠道,以及增加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提升的逃离竞争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而以降低生产成本和缩减企业规模的低成本竞争渠道作用并不显著。进口竞争对非国有、低融资约束、高新技术以及东部沿海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大,同时实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抵御进口竞争对经营绩效造成的负向冲击。本研究为理解和践行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和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建构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参考。

扩大内需会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影响外贸企业的销售策略。本文使用2011-2014年实施的旨在拉动内需的惠民政策,构建一个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拉动内需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在拉动内需政策实施后,受影响的企业产品出口额和出口数量平均下降了29.8%和20.9%,且该影响具有持续性,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越高,或者获取中间商服务越便利,拉动内需政策帮助企业降低销售策略的调整成本就越充分,对出口的负向影响就越大。企业受到销售策略调整成本的阻碍越严重,在拉动内需政策实施后,企业产品出口下降就越显著。此外,拉动内需政策还促使外贸企业更加重视国内市场。本研究对中国促进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以及如何帮助外贸企业面对不稳定的国际市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淘宝村作为农村电商发展的典范,能够为县域乡村的就业和创收带来新机遇。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淘宝村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理,计量分析发现,淘宝村的出现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收入流动,而且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作用效果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减弱父代对子代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的影响是淘宝村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淘宝村的出现对中西部地区、距离县城较远的乡村、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和出生日期在1990年以后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改善效果更好。本文还研究发现,淘宝村对个体追求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观动力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为数字乡村背景下加速农村电商发展、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各地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吸引优秀人才,但其效果缺乏全面评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及与之匹配的城市层面政策数据,本文考察了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结论显示,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增加了家庭的孩均校外教育支出,但对校内教育支出无显著影响,这一效应源于教育收益率、高质量就业机会和就业福利三种渠道,且存在学段、资源约束和政策特征的异质性。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人才强国战略下中国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也为人才政策的优化调整和中国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转型金融的视角,以污染企业首次申领到排污许可证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了政府（排污许可监管）、银行（绿色金融创新）和企业（信贷融资）的联动框架,探究排污许可政策能否缓解污染企业信贷融资约束。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分析结果表明,排污许可政策的实施缓解了污染企业信贷融资难题。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通过排污许可监管,发挥了政策的数字环保监管作用和绿色企业筛选作用,有效降低了借款企业的逆向选择和“漂绿”风险;此外,实施排污许可政策能够促进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高污染企业而言,排污许可政策的信贷融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企业会通过增加债券融资、获取商业信用和强化市场预期来弥补资金缺口。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只有为高污染企业提供必要且稳定的资金支持,才能真正推动高污染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本文的研究为探索转型金融在中国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将城市内通勤成本引入技能互补性生产方程,建立城市通勤与企业生产决策及其出口绩效之间的理论联系,考察了通勤成本与行业技能互补性影响城市出口比较优势的理论机理。基于此,本文将城市地铁开通作为通勤成本下降的代理变量,利用城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才会开通地铁这一制度设计,采用断点回归模型经验检验了通勤成本与行业技能互补性对城市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内劳动力通勤成本下降使高技能互补性行业出口更多,更具比较优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地铁开通通过降低劳动力通勤成本,增加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技能多样性,从而提升企业生产率和出口绩效。本文从城市内劳动力通勤成本视角探究了城市出口比较优势的新来源,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