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数字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对抢占新一轮科技竞争制高点意义重大,而如何推进科技金融发展、深度赋能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所在。本文研究发现,银行设立科技支行显著提高了当地“专精特新”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破能力,且该效应主要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供给、优化信贷期限结构以及提高风险容忍程度3个渠道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而提高其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此外,“专精特新”企业能在科技支行的助力下稳步提升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质量,既能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深化突破,形成集约边际,又能实现从无到有的技术跃迁,扩展广延边际。本文为进一步释放科技金融创新红利、实现关键数字技术自主可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构建广泛联合的创新网络,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5-2022年工商企业的政府采购合同和发明专利数据,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联合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尝试深化对政策激励效应的理论认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联合创新,加速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分析显示,政府采购通过需求释放和信号效应发挥联合创新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与多类型主体的联合创新,且市场监管秩序能够增强政策效应。此外,政府采购对联合创新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质量、突破创新边界。本文提供了政府采购促进企业联合创新的微观证据,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政府采购政策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和生产力革新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颠覆性-渐进性”的异质性技术创新理论框架,对接受高校技术许可后企业的异质性技术创新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经验检验假说。本文利用2007-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企业数据和技术实施许可登记信息的匹配数据,借助多时点双重差分框架,研究了高校技术许可对企业创新路径的影响。研究结论与理论模型假说高度相符：在短期,高校技术许可显著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在长期,高校技术许可的影响逐步转化为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增进。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高校技术许可拉近了企业技术池与高校许可专利之间的技术距离,并且促进了校企合作创新关系的发展。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当前中国绿色创新潜力尚未得到完全激发,重要原因之一与“漂绿”导致的市场失灵有关。本文基于2006-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了全新的漂绿变量,并基于此系统研究了同行漂绿对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同行漂绿程度越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被挤出的越多。机制研究表明：在产品市场上同行漂绿削弱了企业的市场势力,增加了其营销难度,降低了其盈利能力;在资金市场上同行漂绿削弱了企业融资能力,减少了其获得环保补贴的规模,增加了其总体融资约束。两种机制最终削弱了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风险承担意愿和资源投入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同行漂绿显著破坏了市场正常竞争秩序,但在逆向选择问题不严重的市场中挤出效应较不显著。本文丰富了负外部性视角下漂绿的经济后果研究,为促进绿色生产力形成提供了参考。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基于家庭户收入和投资能力的现实差异,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李嘉图家庭户和凯恩斯家庭户两类个体,探讨税收政策如何降低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李嘉图家庭户收入较高,能够投资获得资本性收入;凯恩斯家庭户收入较低且不能投资。本文分析了两类家庭户人口占比和劳动收入份额对资本积累和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并探讨了对李嘉图家庭户征收劳动税和资本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征收较低的劳动税或较高的资本税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第二,提高劳动税和资本税税率能够降低不平等程度;第三,社会福利随劳动税税率的上升而下降,随资本税税率的上升先增加后下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优化税制结构、设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体系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参考。

如何破解因集聚引发的拥挤效应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突出难题。本文围绕拥挤效应的典型代表交通拥堵展开,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基于高德地图的拥堵延时指数,采用合成控制法探究了数字化治堵的效果及机制。结果显示,城市大脑的实施使得杭州的高峰拥堵程度在两年内平均下降了约14.94%。不同于传统增加供给或者限制需求的治堵方式,城市大脑主要通过矫正交通资源在时空维度的错配实现治堵。城市大脑还产生了显著的环保溢出效果,PM_2.5、PM₁₀排放水平明显下降,空气质量整体改善约7.78%。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城市大脑建设产生的社会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投入。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通过数字化变革矫正资源错配是破解城市拥挤效应的有效方式,为加快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政府管制具有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秩序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可能为市场主体带来额外的制度性成本。因此,探究政府管制的制度性成本对促进企业成长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现行统计制度框架下,规模以上企业需严格遵循财务制度和统计报送制度,这使其面临更高的制度性成本。本文利用全国经济普查企业微观数据和聚束分析方法,发现工业企业在入规门槛下方呈明显数量扎堆特征,即槽口聚束现象。聚束企业通过瞒报和真实减产两种方式将营业收入操纵至门槛以下,且前者所占比重更大。本文进一步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在2011年入规门槛从5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后,规模位于旧门槛与新门槛之间的企业,在退规后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提高,说明制度性成本的降低对企业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研究表明,应该在确保统计质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入规标准,简化升规入统手续,同时需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本文从人口迁移代际互动的视角,考察随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后面临的异地升学限制对其父母迁移模式的影响。基于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为避免不能在流入地升学的子女单独留守,大量成年劳动力放弃夫妻共同外出,转而选择仅由其中一方独自迁移。本文利用子女出生信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放松异地升学限制的改革有效缓解了儿童留守,进而推动了其父母双方共同迁移。与此同时,改革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在不同人群之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表明升学门槛还需进一步加强精细化设计,提升政策包容性。本文揭示了公共教育户籍限制下的人口迁移模式分化,对推动户籍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