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比较优势的来源是国际贸易研究的核心问题。“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是文献所识别出的比较优势的两大核心来源。当前文献对赫克希尔-俄林类比较优势做了大量的研究，比较优势的另一来源——技术来源——一直是个“黑箱”，即对什么样的因素能够影响或决定要素需求（或技术水平）我们知之甚少。
本文试图打开比较优势的技术来源的“黑箱”，从中间品执行知识的角度为比较优势的技术来源提供了一种解释。企业在获取和使用中间品的过程中积累了无形的资源和知识，本文简称为“中间品执行知识”。这种知识的累积使得企业在生产需要这些知识程度较高的行业具备比较优势。为了克服中间品执行知识测度和因果识别困难，本文基于中国海关数据构建细粒度的行业投入结构，利用国家级开发区主导产业设立构建企业的中间品优势冲击。通过实证检验企业在尚未进入的行业（潜在行业）的中间品优势外生冲击对企业在潜在行业的出口表现影响，本文发现：受到中间品优势外生冲击后，企业以更高的概率新增投入结构与企业主营行业投入结构更相似的潜在行业作为其出口行业。并且，中间品优势使得企业在新进行业的初次出口额更高、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表明企业的中间品优势塑造了企业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分析表明，中间品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在中间品获取和使用中累积的执行知识，其对企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源自：1）有助于企业获取中间品，尤其是关系特定投资需求高的中间品；2）充实企业对行业相关的技术知识积累，帮助企业克服技术壁垒。针对识别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本文从行业投入结构测度、政策外生性、政策冲击的定义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稳健。
本文对相关研究做出了贡献：本文引入中间品执行知识作为企业的技术优势来源，为比较优势的技术来源提供一种解释，丰富了中间品对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为多样化出口企业行业范围调整的路径提供了一种解释。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为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具体地，扩大优质中间品进口，有利于企业的中间品生产性知识累积，从而有助于企业出口结构的优化。为了鼓励企业突破路径依赖，需要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

在以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市场因素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但是关于政府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献中并无共识，且对于企业创新质量的关注很少。
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对403万项中国授权发明专利文本全文的技术细节进行文本分析，以此评价专利的原创性与影响力，基于此，构建了更加科学的企业创新质量指标。并以2007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例，使用多时点DID模型，系统地评估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实效，还从专业化发展和企业创新策略调整的角度考察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影响创新质量的内在路径。
实证分析显示：首先，专精特新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法、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控制了内生性可能，并使用改变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测度方式、筛选中小企业样本、控制其他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改变估计模型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这种积极作用依然成立。其次，专精特新政策通过三种作用机制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即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鼓励企业探索未知技术领域、促使企业专业化发展。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那些研发投入意愿较高、策略式创新行为较少的企业中，专精特新政策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经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证实了企业创新质量的优化能够提升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市场价值。以上发现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创新质量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部门成为被改革对象，改革落实问题日益突出。改革落实是指，国家部署改革后，改革措施在全国落地见效的过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然而，各地落实改革却呈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政府实施改革存在差异、企业感知改革存在差异和要素市场反应存在差异。现有经济学文献主要聚焦于研究改革试点，鲜少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改革政策的落实。基于此，本文聚焦改革落实，提出并因果识别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2018–2023年间连续六年的全国固定点企业访谈数据，从企业感知的视角，考察政府自身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嵌入异质性政府的政务服务市场模型。当一般均衡时，重视实施改革的政府通过提升政务服务效率，降低企业获得政务服务的价格并增加政务服务供给；企业感知到成本效应和服务效应，识别出各地方政府实施改革行为的差异；在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上，企业对成本效应做出理性反应，资本发生流动，重视实施改革措施的下级政府吸引更多投资、不重视实施改革措施的下级政府吸引更少投资。这说明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是可感知改革导致要素市场做出一般均衡反应的过程。一个可供检验的推论是，在改革落实中，可感知改革将导致资本流动。在实证上，本文把“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三重差分估计发现，促进资本流动的是可感知改革而非单纯的政府实施改革；可感知改革每增加1%，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将提高0.67%。这些发现是稳健的，且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揭示出企业感知在改革落实中的关键作用。
本文的工作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揭示出落实改革是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过程。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改革设计阶段，应聚焦企业关切，确保改革措施能被企业感知到。第二，在改革落地阶段，应强化改革落实的全链条协同，畅通政府实施、企业感知、要素流动等改革落实传导路径。第三，在改革评价阶段，应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全面考核改革落实成效。

准确测度人工智能（AI）是科学评估其经济影响的关键前提。AI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应用数量，更取决于其智能水平。然而，现有研究多以机器人密度、AI专利数量或词频统计等指标刻画AI应用，这些方法仅反映AI的应用规模，忽视了其最本质的属性——智能水平及其动态演进，也无法刻画AI与劳动者之间复杂的替代与互补关系。针对上述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基于能力的AI智能水平测度方法，并构建了包含智能水平的AI应用指标体系。
本文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人类在基准测试中的表现为参照，对AI在多类任务中的表现进行标准化处理，解决了AI多维智能的横向可比性问题，构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AI能力得分体系。第二，基于能力短板效应和分工协作逻辑，首次系统构建了AI对劳动者的替代性指标与互补性指标，突破了现有研究仅关注替代效应的局限。第三，通过将AI能力得分与职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就业结构相结合，构建了一套能够同时反映AI应用规模与智能水平的指标体系，适用于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
基于该指标体系的应用研究发现：AI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由替代性与互补性共同决定，二者作用方向相反且随智能水平发展呈现非线性演化。高技能劳动者更易从互补性中获益，而中等技能劳动者面临更强的替代风险。门槛模型揭示，AI对不同职业的影响存在智能水平临界点，跨越临界点后互补性下降、替代性上升，AI与劳动者的关系从“高互补低替代”向“低互补高替代”动态演进。此外，AI应用规模扩大虽短期内可能带来包容性增长，但智能水平发展若偏向替代方向，将加剧收入不平等。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方法不仅能更准确地刻画AI智能水平的演进，还能揭示仅使用应用数量指标无法观察到的结构性影响，从而为引导AI智能发展方向、制定应对劳动市场冲击的政策提供了学术支撑。

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实现城市合理布局，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尽管在城市化进程、政府规划干预以及新区快速扩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城市在形态与功能上均经历了深刻转型，但历史城市空间格局在何种程度上持续塑造当代城市空间结果，尚缺乏系统而严谨的实证检验。本文聚焦于由防御性城墙所界定的历史城市中心。在城市更新加速推进与功能去中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历史城市核心区往往被认为已逐步丧失其空间与经济意义。然而，日益增多的经验证据表明，深度嵌入的历史空间结构可能在其物理形态消失之后，仍持续影响城市空间演化，这一现象有必要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加以重新审视。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一套新的经验研究框架，将明清时期历史城墙的空间信息与现代摩天大楼的精细化地理编码数据相结合，形成覆盖城市内部大型建筑长期演化过程的高分辨率栅格数据集，从而得以在跨越数百年的时间尺度上考察城市中心区位的演化。针对自然区位优势及其他潜在混杂因素可能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一种创新性的工具变量识别策略，基于历史时期城市城墙选址所遵循的“战争风险最小化”和“治理成本最小化”两项关键原则，构造出具有外生性的历史城市中心区位变异，并将其系统性地应用于全文实证分析之中，从而识别历史城市中心对当代城市空间格局的因果影响。
研究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尽管历史城墙在现代化进程中早已被拆除，但其所界定的历史城市中心依然对现代摩天大楼的空间分布产生显著且具有经济意义的影响，该结论在控制自然地理条件、现代基础设施和城市规模等因素后仍然稳健。第二，现代城市规划调整、新区开发以及城市功能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城市中心的影响力，但并未将其完全消除，表明城市中心区位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黏性与路径依赖特征。第三，机制分析显示，人口的长期集聚以及历史时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基础设施投资，是维持上述路径依赖关系的核心渠道。最后，进一步的微观证据表明，越靠近历史城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其建成后周边新设企业的集聚密度越高，说明历史城市中心不仅塑造了当代城市的空间形态，也持续影响着城市内部经济活力的空间分布。总体而言，本文从城市内部空间演化的视角，为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长期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对城市更新政策与空间资源的高效配置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