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比较优势的来源是国际贸易研究的核心问题。“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是文献所识别出的比较优势的两大核心来源。当前文献对赫克希尔-俄林类比较优势做了大量的研究，比较优势的另一来源——技术来源——一直是个“黑箱”，即对什么样的因素能够影响或决定要素需求（或技术水平）我们知之甚少。
本文试图打开比较优势的技术来源的“黑箱”，从中间品执行知识的角度为比较优势的技术来源提供了一种解释。企业在获取和使用中间品的过程中积累了无形的资源和知识，本文简称为“中间品执行知识”。这种知识的累积使得企业在生产需要这些知识程度较高的行业具备比较优势。为了克服中间品执行知识测度和因果识别困难，本文基于中国海关数据构建细粒度的行业投入结构，利用国家级开发区主导产业设立构建企业的中间品优势冲击。通过实证检验企业在尚未进入的行业（潜在行业）的中间品优势外生冲击对企业在潜在行业的出口表现影响，本文发现：受到中间品优势外生冲击后，企业以更高的概率新增投入结构与企业主营行业投入结构更相似的潜在行业作为其出口行业。并且，中间品优势使得企业在新进行业的初次出口额更高、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表明企业的中间品优势塑造了企业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分析表明，中间品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在中间品获取和使用中累积的执行知识，其对企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源自：1）有助于企业获取中间品，尤其是关系特定投资需求高的中间品；2）充实企业对行业相关的技术知识积累，帮助企业克服技术壁垒。针对识别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本文从行业投入结构测度、政策外生性、政策冲击的定义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稳健。
本文对相关研究做出了贡献：本文引入中间品执行知识作为企业的技术优势来源，为比较优势的技术来源提供一种解释，丰富了中间品对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为多样化出口企业行业范围调整的路径提供了一种解释。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为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具体地，扩大优质中间品进口，有利于企业的中间品生产性知识累积，从而有助于企业出口结构的优化。为了鼓励企业突破路径依赖，需要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

在以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市场因素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但是关于政府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献中并无共识，且对于企业创新质量的关注很少。
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对403万项中国授权发明专利文本全文的技术细节进行文本分析，以此评价专利的原创性与影响力，基于此，构建了更加科学的企业创新质量指标。并以2007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例，使用多时点DID模型，系统地评估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实效，还从专业化发展和企业创新策略调整的角度考察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影响创新质量的内在路径。
实证分析显示：首先，专精特新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法、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控制了内生性可能，并使用改变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测度方式、筛选中小企业样本、控制其他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改变估计模型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这种积极作用依然成立。其次，专精特新政策通过三种作用机制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即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鼓励企业探索未知技术领域、促使企业专业化发展。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那些研发投入意愿较高、策略式创新行为较少的企业中，专精特新政策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经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证实了企业创新质量的优化能够提升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市场价值。以上发现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创新质量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部门成为被改革对象，改革落实问题日益突出。改革落实是指，国家部署改革后，改革措施在全国落地见效的过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然而，各地落实改革却呈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政府实施改革存在差异、企业感知改革存在差异和要素市场反应存在差异。现有经济学文献主要聚焦于研究改革试点，鲜少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改革政策的落实。基于此，本文聚焦改革落实，提出并因果识别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2018–2023年间连续六年的全国固定点企业访谈数据，从企业感知的视角，考察政府自身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嵌入异质性政府的政务服务市场模型。当一般均衡时，重视实施改革的政府通过提升政务服务效率，降低企业获得政务服务的价格并增加政务服务供给；企业感知到成本效应和服务效应，识别出各地方政府实施改革行为的差异；在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上，企业对成本效应做出理性反应，资本发生流动，重视实施改革措施的下级政府吸引更多投资、不重视实施改革措施的下级政府吸引更少投资。这说明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是可感知改革导致要素市场做出一般均衡反应的过程。一个可供检验的推论是，在改革落实中，可感知改革将导致资本流动。在实证上，本文把“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三重差分估计发现，促进资本流动的是可感知改革而非单纯的政府实施改革；可感知改革每增加1%，异地投资流入水平将提高0.67%。这些发现是稳健的，且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揭示出企业感知在改革落实中的关键作用。
本文的工作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揭示出落实改革是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过程。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改革设计阶段，应聚焦企业关切，确保改革措施能被企业感知到。第二，在改革落地阶段，应强化改革落实的全链条协同，畅通政府实施、企业感知、要素流动等改革落实传导路径。第三，在改革评价阶段，应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全面考核改革落实成效。

准确测度人工智能（AI）是科学评估其经济影响的关键前提。AI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应用数量，更取决于其智能水平。然而，现有研究多以机器人密度、AI专利数量或词频统计等指标刻画AI应用，这些方法仅反映AI的应用规模，忽视了其最本质的属性——智能水平及其动态演进，也无法刻画AI与劳动者之间复杂的替代与互补关系。针对上述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基于能力的AI智能水平测度方法，并构建了包含智能水平的AI应用指标体系。
本文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人类在基准测试中的表现为参照，对AI在多类任务中的表现进行标准化处理，解决了AI多维智能的横向可比性问题，构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AI能力得分体系。第二，基于能力短板效应和分工协作逻辑，首次系统构建了AI对劳动者的替代性指标与互补性指标，突破了现有研究仅关注替代效应的局限。第三，通过将AI能力得分与职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就业结构相结合，构建了一套能够同时反映AI应用规模与智能水平的指标体系，适用于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
基于该指标体系的应用研究发现：AI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由替代性与互补性共同决定，二者作用方向相反且随智能水平发展呈现非线性演化。高技能劳动者更易从互补性中获益，而中等技能劳动者面临更强的替代风险。门槛模型揭示，AI对不同职业的影响存在智能水平临界点，跨越临界点后互补性下降、替代性上升，AI与劳动者的关系从“高互补低替代”向“低互补高替代”动态演进。此外，AI应用规模扩大虽短期内可能带来包容性增长，但智能水平发展若偏向替代方向，将加剧收入不平等。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方法不仅能更准确地刻画AI智能水平的演进，还能揭示仅使用应用数量指标无法观察到的结构性影响，从而为引导AI智能发展方向、制定应对劳动市场冲击的政策提供了学术支撑。

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实现城市合理布局，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尽管在城市化进程、政府规划干预以及新区快速扩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城市在形态与功能上均经历了深刻转型，但历史城市空间格局在何种程度上持续塑造当代城市空间结果，尚缺乏系统而严谨的实证检验。本文聚焦于由防御性城墙所界定的历史城市中心。在城市更新加速推进与功能去中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历史城市核心区往往被认为已逐步丧失其空间与经济意义。然而，日益增多的经验证据表明，深度嵌入的历史空间结构可能在其物理形态消失之后，仍持续影响城市空间演化，这一现象有必要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加以重新审视。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一套新的经验研究框架，将明清时期历史城墙的空间信息与现代摩天大楼的精细化地理编码数据相结合，形成覆盖城市内部大型建筑长期演化过程的高分辨率栅格数据集，从而得以在跨越数百年的时间尺度上考察城市中心区位的演化。针对自然区位优势及其他潜在混杂因素可能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一种创新性的工具变量识别策略，基于历史时期城市城墙选址所遵循的“战争风险最小化”和“治理成本最小化”两项关键原则，构造出具有外生性的历史城市中心区位变异，并将其系统性地应用于全文实证分析之中，从而识别历史城市中心对当代城市空间格局的因果影响。
研究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尽管历史城墙在现代化进程中早已被拆除，但其所界定的历史城市中心依然对现代摩天大楼的空间分布产生显著且具有经济意义的影响，该结论在控制自然地理条件、现代基础设施和城市规模等因素后仍然稳健。第二，现代城市规划调整、新区开发以及城市功能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城市中心的影响力，但并未将其完全消除，表明城市中心区位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黏性与路径依赖特征。第三，机制分析显示，人口的长期集聚以及历史时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基础设施投资，是维持上述路径依赖关系的核心渠道。最后，进一步的微观证据表明，越靠近历史城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其建成后周边新设企业的集聚密度越高，说明历史城市中心不仅塑造了当代城市的空间形态，也持续影响着城市内部经济活力的空间分布。总体而言，本文从城市内部空间演化的视角，为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长期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对城市更新政策与空间资源的高效配置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缓解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以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何提高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是学术界与监管层长期关注的重点。本文通过手工搜集独立董事培训学员名单，检验了独立董事培训对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参加培训兼具学习效应和警示效应，有助于降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其作用机制在于，接受过培训的独立董事能够更积极地参加董事会会议并发表异议。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和具有财会背景的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公司中，独立董事培训的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独立董事培训还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并提高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主题上，本文丰富了独立董事培训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并首次从盈余管理角度考察了独立董事培训的公司治理效应。第二，本文补充了资本市场参与者专业素质培训的相关文献，拓展了资本市场参与者专业素质培训的主体范围和培训内容,并且基于中国的独立董事培训的制度背景，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拓展。第三，本文为盈余管理相关研究提供了具有边际增量贡献的新视角，表明独立董事培训是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且也有助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并提高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从而改善公司治理。这既揭示了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内在影响机制，也进一步拓展了企业盈余管理中资本市场参与者作用的相关文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或上市公司行业组织应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培训和考核制度，同时要加强和规范后续监督管理，从而促使独立董事切实有效履行职责。第二，股东或投资者除了关注独立董事的专业性之外，还需要关注其履职的主观能动性，督促其积极参与董事会会议，并对独立董事参加培训给予充分的保障。第三，独立董事应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积极参加相关培训，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了解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最新发展，能够将自身业务专长与资本市场专业能力相结合。

水资源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健康福祉的重要基础，然而我国长期存在着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跨区域调水工程成为优化水资源空间配置、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然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普遍存在投资高、周期长、范围广、影响复杂等特点，全面系统地评估其经济社会效益是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南水北调工程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为水利工程的社会福利效益评估提供更加全面的视角。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以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地区水源变化为切入点，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调水工程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调水工程显著改善了通水城市中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受水地区中老年群体慢性疾病患病率下降2.04个百分点，罹患水源性疾病的概率下降3.18个百分点，同时罹患非水源性疾病的概率未出现明显变化。各类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结论。机制考察显示，水源切换引发的水质改善是改善居民健康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工程调入优质的长江水直接改善了受水地区的饮用水水质；另一方面，对于来源地水质更优的中线受水地区，中老年群体的健康改善效应越大。成本收益分析表明，调水工程通过改善中老年居民健康节约了医疗支出，每年在健康方面实现的社会效益高达816亿元。考虑到调水工程建设成本以及日常的调水成本后，工程内部投资收益率仍高达27.48%。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相比水利工程影响的相关文献，本文首次从中老年居民健康的视角考察了调水工程的社会效益，这为评估水利工程的成本收益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全面的视角。第二，相比水污染影响的相关文献，本文基于调水工程带来的自来水水源切换首次考察了自来水水质的潜在健康影响，发现即使满足国家标准的前提下较差质量的自来水水源仍然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健康影响，这为改善自来水公共设施、促进居民健康提供了新的方向。第三，相比水污染治理的相关文献，本研究提供了减少水污染影响的新思路，即通过调水工程将优质的水源调入受污染地区，由此可以获得巨大的居民健康收益，这对各国实施跨区域调水工程应对水污染的负面健康影响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人力资本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支撑，其质量跃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育人机制的创新。立足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广泛普及的现实背景，本文探索并构建了一种基于网络平台的在线导师式干预模式，以期为乡村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与经验证据。具体而言，该模式通过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围绕学业指导、视野拓展与情感关怀三大维度，为农村中学初中生提供为期一学期的一对一在线指导与帮助。在研究设计上，本文采用随机实地实验方法，将报名参与的初中生随机分配至实验组与控制组，并将实验组学生与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一对一随机匹配，从而为识别在线导师式干预对学生发展的因果效应提供了严谨的识别策略与可信的实证基础。
研究发现，在线导师式干预在提升学生非认知能力方面成效显著；相比控制组学生，实验组学生在学习态度、未来信心、人际沟通、亲社会性上平均提升0.19个标准差。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受益更多，女性或来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志愿者带来的效果更佳；个性化信息传递与支持性互动环境是产生效果的关键渠道。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开拓性探讨了导师式干预在线上开展的效果。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发达国家的线下干预对学业表现的观察性分析，本文立足发展中国家情境，采用随机实地实验评估线上干预在塑造非认知能力上的效果，实现了对干预模式、研究目标、方法及背景的系统突破与补充。第二，拓展了线上模式在教育领域有效性的研究边界。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在线课堂或在线学科辅导等知识传递型模式，本文聚焦综合性支持的线上导师式干预，在回应学生社会情感发展需求的同时，探索并验证了线上干预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上的独特价值。第三，对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作出有益补充。既提供了后天环境塑造人力资本的新证据，又将评估目标从认知能力拓展至未来信心、沟通能力和亲社会性等非认知能力，为理解人力资本的多维内涵及其干预路径提供经验证据。